Coursera 笔记

Module 01 · What are Social Goods? From the Commons to Moral Revolutions社会公益:从公地到道德革命

Fisheries Forests and Sustainable Productivity渔业、森林与可持续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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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干达和坦桑尼亚的维多利亚湖,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正在发生:

  • 政府、银行和私人投资的压力,将曾经的手工作坊式渔业(artisanal fishery)转变成了大规模的商业企业。
  • 当地渔民不再主导资源或运营。
  • 两国推动商业化是因为:向欧洲出口鱼类已成为坦桑尼亚和乌干达最大的国际收入来源,超过了咖啡和旅游业。

经济效益增加与社区贫困的悖论

指标 商业化后变化 对社区的影响
国家渔业收入 达到前所未有的高点 更多资金流入国家
渔民社区贫困 增加 渔民家庭生活水平下降
营养不良 增加 渔民家庭无法获得食物

原因分析:

  • 在手工作坊式渔业时期,人们可以带回部分渔获供家人食用。
  • 现在,为了偿还贷款、满足银行义务或为雇主工作,他们不能带回任何渔获,甚至连副渔获(bycatch)也被出售给宠物食品行业。

人类与公地:破坏的必然性还是体制的加速?

如果这种对公共或共同资源的破坏已经持续了如此之久,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人类行为的必然组成部分?即,人类看到森林就砍伐,看到资源就竭力利用,这是一种消耗的逻辑(logic of depletion),正如加勒特·哈丁所指出的,是人们面对共同资源时的自然反应。

巴里·切尔诺夫教授和弗雷德里克·阿普费尔-马格林教授对此提出了不同观点。

马格林教授:市场与民族国家的介入是祸端

马格林教授反对将资源破坏归结为人类的必然行为。她指出:

“我所目睹或了解到的农业、林业和渔业,一旦市场体系和民族国家介入,麻烦就开始了。”

传统实践的可持续性

  • 在这些领域,森林的保护、恒河平原的农业,以及渔业,都有数千年可持续运作的历史。
  • 哈丁的案例关注的是开放式、自由获取(open access, free access),但这在非现代社群中从未存在过。

非现代社群的公地管理

在非现代社群中:

  • 非人类(如森林、土壤、海洋、动植物)被视为集体的一部分(公地是人类和非人类的共同体)。
  • 这种人与非人的交织通过神灵、神祇、鬼魂、恶魔等实体具象化并赋予力量。
  • 这些实体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则,人们会遵守,因为担心受到神灵或神祇的惩罚。

市场与政治力量的颠覆:绿色革命

马格林教授认为,现代力量的介入是灾难性的,例如:

  • 英国殖民者对森林和农业的破坏。
  • 绿色革命在印度不仅是生态灾难,也是彻底的社会灾难。
绿色革命带来的问题 具体表现
生态灾难 需要更多灌溉、规模化经营、农用化学品、杀虫剂。导致旁遮普邦等地的土地盐碱化。
社会灾难 小农户被大农户收购,后者拥有扩大规模所需的资金。过去二十年,印度出现农民自杀流行病。
贫困与债务 农民因购买杂交和转基因种子等高投入品而负债累累。
打破传统 “自杀种子”(无法再生),打破了农民数千年的留种传统,迫使他们依赖市场购买投入品。

这表明,最初可持续的体系被市场和政治力量破坏了。

切尔诺夫教授:环境改造是生物共性,但速度被加速

切尔诺夫教授同意马格林教授的观点,即市场和政治加速了破坏,但他从更长远和广阔的角度审视人类与公地的关系。

人类改造环境的本性

  • 他引用了卡尔·马克思的观点:“自然如果不是因为人的恩惠,什么都不是。”
  • 史前例子:14,000 多年前定居澳大利亚的原住民,烧毁了成熟的森林和大型动物栖息地,导致了今天的沙漠腹地(outback)。
  • 玻利维亚和秘鲁边境的阿尔蒂普拉诺高原(Altiplano)在 1,500 年前也是落叶林,但被砍伐后变成了干燥平原。
  • 的的喀喀湖(Lake Titicaca)周围的农耕,通过不可持续的做法增加了土壤盐碱化,然后人们就迁移了。

“我认为,作为人类的一部分,就像地球上所有其他生物体一样:一切都会改变其环境。”

科技加速的破坏

这减轻了人类的“负罪感”,但今天的破坏速度更快,因为:

“随着人类历史上技术的进步,对这些景观的改造、对共同资源的减少的速度只是在加速。”

人口压力、商业化与可持续性

  • 人口增长是哈丁论述的重点。
  • 切尔诺夫教授认为,在古代人口较少时,人们进行不可持续的实践后,还有充足的资源可以迁移(“去下一个地方”),土地有时间恢复。

现代问题的关键在于组合因素

现代的问题在于:

  1. 空间不足: 我们现在空间不足了。
  2. 压力加剧: 养活更大人口所需的资源(土壤、水、食物)承受的压力,被国家追求国际贸易和利润的需求所加剧。

“公司的章程是利润最大化或回报投资者……这完全没有提及永续性或可持续性。”

马格林教授表示同意,认为加速不可持续性的因素(国家力量和商业力量的结合)可能比人口增长本身更重要,因为:

“现在,你有了足够的食物来养活所有人,但饥饿的人数却没有减少……这不是食物的问题,而是分配体系和不平等的问题。”


如何改变世界:重建公地与行动

研究的进展与方向

马格林教授正在撰写一本面向大众的书,关于重现前哥伦布时期亚马逊流域土壤的千年肥力。

  • 这种土壤自西班牙入侵以来从未被触碰,是世界上最可持续的土壤。
  • 在已退化的土地上,作物产量能达到四倍,而且是永久性农业,与当地破坏环境的“刀耕火种”农业不同。

改变世界观:人与自然的交织

马格林教授强调需要改变现代自 16、17 世纪以来的主流观点:

“我们认为人类,认为自然就在那里。它是一种既定的存在,是我们行动的背景……我们需要改变这一点。”

  • 我们需要沟通一个理念:我们是我们所处的环境的组成部分(水、土壤、太阳、空气等都是我们的一部分)。
  • 需要用有效且打动人的方式(不仅是理性的“头脑”,还有情感上的“内心”)来传达这一信息。

环境学院的使命与多层次行动

切尔诺夫教授总结了环境学院的使命:“改变世界”。他们的目标是将这些议题带入公众视野,并致力于以下多层次的行动:

1. 基层行动:赋权个体和社区

  • 与共同资源相关的人合作: 与这些社区对话,了解他们与资源的关系。
  • 动员政治压力: 为个体争取可持续获取资源的权利。
    • 案例: 玻利维亚渔民证明他们的渔获依赖于大河流域森林的维护,成功阻止了伐木公司砍伐影响河流系统的区域。

2. 系统变革:教育和社会契约

  • 教育系统和领导人: 在不同政府层面进行讨论。
  • 提出关键问题: 个体与政府之间的社会契约是什么?这些资源应该如何定位?如何实现公平分配?
  • 新技术与可持续性: 推动在现有农业用地上以更有效、可持续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例如推广生物炭(biochar)和黑土系统(black Earth systems)等廉价且不依赖化石燃料的技术。

“我们需要一个多管齐下的方法,既要与手工作坊式的人们合作,学习保护他们的资源,也要与我们选举或未选举的领导人合作,开始讨论国家与人及其所依赖资源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