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lusive Economic Growth and a Global Movement to End Poverty包容性增长与全球减贫运动

金墉博士分享了他致力于全球卫生和贫困问题多年，以及他提出**“交付科学”**理念的历程。

从“百万”到“十亿”的转变

• 在他职业生涯的前 19 年，全球健康领域几乎没有资金，他们只能乞求零钱。
• 受到 Jeff Sachs 的启发，他们不再使用“百万”（M word），而是开始使用**“十亿”（B word）**。
• 约 2003 年，情况发生巨变，突然涌现了资金，如“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 PEPFAR）和“全球基金”（Global Fund）。
• 全球卫生领域的资金从过去的数亿美元，一跃达到每年 100 亿美元。
• 挑战： 拥有资金后，思维必须转变。正如“狗追上了汽车”，现在的问题是**“追上了目标，我们该怎么办？”**
•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工作时，他意识到有了资金后，**“交付”**成了关键。

对“低效执行”的质疑

金墉博士注意到，在交付全球卫生援助时存在方法分散的问题：每个人都在创建自己的项目和电子病历系统，彼此间缺乏协作。

他向哈佛商学院的 Michael Porter 和麻省理工学院（MIT）系统工程学部的朋友提出了一个根本问题：

❓ 为什么当我们面对最珍视的社会目标——健康、教育、社会保护时，我们不仅容忍糟糕的执行，有时甚至会赞美它？

• 现状： 糟糕的执行（Poor execution）似乎象征着我们对穷人的关心程度，这关乎精神、慈善和施予，而不关乎执行本身。
• 格言： 正如 Paul Volker 所引述的一句智者之言：“没有执行力的愿景，就是幻觉。” (Vision without execution is hallucination.)
• 焦点偏差： 过去的援助往往以援助者为中心，关注施予者的慷慨和仁慈，而非交付的实际效果。
• 目标： 他与 Paul Farmer、Michael Porter 等人试图思考如何谈论实际交付，以及如何利用多年来的发展经验来改进交付本身。

建立交付科学中心

• 他们开始撰写案例研究，并在达特茅斯（Dartmouth）建立了医疗交付科学中心，旨在引入这种精神。
• 即使是美国自身的医疗和教育系统，也缺乏这种“交付科学”。
• 学习与承诺： 中国上海在 PISA 评分中长期名列前茅，其做法是向世界各地派遣教师，寻找做得好的地方，并将其带回上海。
• 挑战： 发展界也需要这种承诺——收集全球所有优秀信息，并致力于在当地环境中应用。
• 与私营部门对比： 私营部门对执行力有着强烈的承诺，因为他们必须如此，市场力量在推动着他们。发展界也必须像私营部门追求利润一样，致力于卓越的执行力。

💡 核心观点： 援助不应是教条主义（dogma）的，而应是关乎执行（execution）的。目标是通过多方投入学习，创造最佳的执行，并随着时间不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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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中的“包容性”原则

金墉博士强调包容性（Inclusion）是世界银行发展工作的关键部分，它不仅仅是道德要求，更是聪明的经济学。

边缘群体的自我赋权

• 好消息： 现在主动排斥穷人和边缘群体变得越来越难了。
• 自我纳入： 人们正在自我纳入（including themselves），迫使社会变得更具包容性，这在世界各地都在发生。
• 历史案例： 即使是在历史上被认为不太可能发生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地区（如阿拉伯世界），也爆发了惊人的社会运动。

具体的包容性行动与经济效益

• 结论： 包容性很可能不再是一个可选的“后备”选项，因为人们正在觉醒。更重要的是，努力实现包容性是聪明的经济学。
• 证据： 有充分证据表明，更大的包容性，能真正从全体人口的智慧中汲取力量（而不只是精英阶层），能促进增长。
• 代际流动性： 美国不同城市之间，底层五分之一的人向上层五分之一流动的能力存在巨大差异。如果缺乏这种能力，就会产生机会平等问题，并在社会结构中滋生不稳定。

🔑 核心： 包容性不只是道德包装，它是经济发展、能力或潜能增长以及健康改善的内在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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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起终结极端贫困的全球运动

金墉博士向听众（特别是学生）发出号召，鼓励他们参与到终结极端贫困的社会运动中。

借鉴艾滋病运动的成功经验

• 金墉博士曾参与推动艾滋病毒/艾滋病治疗普及的运动，这是最值得称赞的社会运动之一。
• 规模与信念： 产生巨大影响的社会运动往往由极少数人领导。例如，推动艾滋病治疗的社会运动 ACT UP，核心成员从未超过二三十人。
• 名言： “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人改变世界的能力。事实上，这才是唯一能改变世界的力量。” (Margaret Mead)
• 参与者的职责： 学生们不应怀疑自己和一小群志同道合的人改变世界的能力。

沿着“价值链”推动变革

金墉博士以艾滋病活动家为例，说明成功运动的执行力：

1. 基础科学研究： 活动家们挑战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和科学家，要求投入更多资金进行基础研究。
2. 分子进入产业： 促使政策更容易地将有前景的分子从学术界转移到私营部门，以利用利润动机推动药物开发。
3. 药物测试： 活动家们以身试药，参与临床试验。
4. 加速审批： Mark Harrington 等人成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专家，大幅缩短了药物从发现到批准和上市的时间。
5. 普及治疗： 即使 1996 年有了治疗方法，活动家们也没有停止，他们坚持认为，通过如此多努力得来的成果，不能只提供给有钱支付的人。他们与金墉博士等人合作，确保全世界的人都能获得治疗。

• 行动性质： 社会运动不仅仅是“感觉良好”的集会，它涉及严肃、不适、甚至激烈的行动（如在白宫示威、泼洒血液），以确保变革沿着价值链的每一步都得以实现。
• 号召： 参与社会运动将是最令人振奋、最难忘的经历。学生们需要理解其艰辛，并对实现变革所需的一切保持严肃的态度。

终结贫困，需要“所有人”的参与

• 新运动： 我们需要发起一场终结贫困的运动。全球贫困项目（Global Poverty Project）正在通过大型音乐会等形式开始行动，教皇方济各也承诺支持。
• 包容性角色： 终结贫困是一项广泛的任务，需要每一个人。
  • 我们需要作家来写作、工程师、医生、律师、艺术家，所有能够捕捉世界想象力的人。
• 行动步骤： 退后一步，问自己：实现目标需要什么？我能承担哪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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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援助障碍的“三个 I”

最后，Banerjee 和 Duflo 的观点，提出了阻碍援助有效性的“无处不在的三个 I”：无知（Ignorance）、意识形态（Ideology）和惰性（Inertia）。

1. 无知（Ignorance）

• 解决办法： 通过教育来对抗无知。
• 目标： 确保受助者获得准确的信息，了解疾病应对、农业技术或市场等知识。

2. 意识形态（Ideology）

• 阻碍： 不要让意识形态决定干预措施。
  • 比如，坚持“必须是市场”或“必须是慈善”的教条。
• 解决办法： 让实验来决定援助项目。
  • 快速原型设计、测试，如果不奏效就停止。
  • 基于经验测试（通过随机试验）来改进援助项目。
  • 伦理挑战： 随机试验意味着部分人暂时得不到援助，以便确定援助是否真正有效。

3. 惰性（Inertia）

• 阻碍： 认为事物会保持不变，因为它已经持续了太久。
• 解决办法： 惰性可以通过实验、教育以及应用我们所知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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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极端贫困：成就、挑战与行动呼吁

减贫的巨大成就

• 数据：
  • 1990 年，全球 43% 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
  • 2010 年，这一比例降至 21%，极端贫困率减半。
  •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生活在每天低于 1 美元标准下的人数已降至 10 亿以下。
• 结论： 我们知道如何减少极端贫困，并且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进一步大幅削减这一比率。
• 驱动力： 世界银行将全球贫困的下降归因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GDP）的增加，特别是东亚地区惊人的经济增长和随之而来的贫困减少。

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性

• 警示： 仅仅是经济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解决了贫困问题。可能只是一个社会阶层变得更富裕，但财富并未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
• 关键： 经济增长必须是包容性的（inclusive）。
  • 必须通过经济增长解决高失业率。
  • 女性和年轻人必须被纳入经济增长模式。
  • 否则，即使工业和金融业发展起来，仍会有太多人被抛在后面。

追求和平与正义的运动

• 社会正义： 终结极端贫困的斗争是为了更大的平等和包容。
• 和平联系： 极端贫困是不满的温床，它存在于极端财富的视野内，是社会不公的体现。
• 暴力风险： 处于极端贫困边缘的人，如果缺乏平衡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包容等社会公益，更有可能诉诸武力来争取私人利益。
• 结论： 和平与贫困息息相关，社会正义与贫困息息相关。

学生的行动呼吁

• 发起社会运动： 积极推动终结极端贫困。富裕国家应该做得更多，不仅是“砸钱”，而是利用资源进行实验，展示援助如何在特定地区发挥作用。
• 借鉴成功： 艾滋病危机表明，政治压力可以改变全球社区应对危机的方式，并取得巨大成功。
• 信念： 社会运动始于**“不必非得如此”**的认知。
• 目标： 我们可以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再次将贫困率削减一半，并接近在全球消除极端贫困。
• 参与方式： 加入全球贫困项目（Global Poverty Project），通过慈善或政治运动来表达对贫困问题的关心，以推动建立一个更公平、更稳定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