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rsera 笔记

Module 04 · Cognition认知

Eyewitness Testimony and Memory Biases目击证词与记忆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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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Cara Laney 和 Elizabeth F. Loftus

Reed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目击者可以提供极具说服力的法庭证词，但他们的记忆并不能完美无瑕地记录经历，而是容易出现各种错误和偏差。他们（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可能记错具体细节，甚至可能记得实际上从未发生过的整个事件。本模块讨论几种常见的错误类型，以及它们能告诉我们关于人类记忆及其与法律系统相互作用的哪些道理。

学习目标

  • 描述目击者常犯的错误类型，以及这些错误妨碍司法公正的一些方式。
  • 解释人类记忆中常见的一些错误。
  • 描述一些证明了人类记忆错误及其后果的重要研究。

什么是目击证词？

目击证词指的是：一个人目睹了一起犯罪（或事故，或其他具有法律意义的事件），之后走上证人席，向法庭回忆所目睹事件的全部细节。这一过程比最初设想的更为复杂。它既包括犯罪实际发生时促进或妨碍目击的种种情况，也包括从事件结束到之后出庭期间发生的一切。目击者可能会接受警察和多名律师的询问，向几个不同的人描述作案者，并对作案者进行指认，等等。

从目睹一个事件到之后复述这个事件，我们的记忆可能会发生什么？哪些因素会影响我们如何记住（或记错）犯罪或事故这类极其重要的事件？[Image: Robert Couse-Baker, https://goo.gl/OiPUmz, CC BY 2.0, https://goo.gl/BRvSA7]

为什么目击证词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当一名目击者站在法庭上，从自己的角度描述发生了什么时，这份证词可能极具说服力——听到证词的人很难对它“半信半疑”，或以其他方式削弱它的分量。但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必要的呢？

如今，几十年研究积累的大量证据表明，目击证词可能是法庭上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形式，但在许多案件中，它的准确性值得怀疑。还有证据表明，错误的目击证据可能导致错判——让人们因没有犯下的罪行而入狱数年乃至数十年，甚至被判死刑。在至少 75% 的 DNA 证据平反案件中，都涉及错误的目击证词——比任何其他原因都多（Garrett, 2011）。在一个特别著名的案件中，一名叫罗纳德·科顿（Ronald Cotton）的男子被强奸受害者詹妮弗·汤普森（Jennifer Thompson）指认为强奸她的人，被判有罪并处以终身监禁。十多年后，他凭借 DNA 证据得以平反（真正的强奸犯也被确认）。关于此案以及其他错判后来被 DNA 证据推翻的（相对）幸运者的详细情况，请参见 Innocence Project（清白计划）网站（http://www.innocenceproject.org/）。

不过，也有希望：如果在侦查和司法过程中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许多错误或许是可以避免的。心理科学已经告诉我们其中一些预防措施可能包括什么，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方面的一些研究。

误导信息

在目睹事件到之后报告事件之间，误导信息可能被引入目击者的记忆。如果被试在最初事件之后接触到错误信息，即使是十字路口设置的是哪种交通标志这样简单的事情，也可能被混淆。

在一项早期的目击者记忆研究中，本科生被试先观看了一组幻灯片，内容是一辆红色小汽车行驶并撞上一名行人（Loftus, Miller, & Burns, 1978）。随后，一些被试被问到关于幻灯片中发生了什么的诱导性问题。例如，被试被问：“汽车经过让行标志时，行驶速度有多快？”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故意设计来误导的，因为原来的幻灯片中是停车标志，而不是让行标志。

之后，研究者向被试展示成对的幻灯片。每对中一张是原来含有停车标志的幻灯片，另一张是替换过的、含有让行标志的幻灯片。研究者询问被试之前看到的是哪一张。被问过让行标志的被试很可能选择显示让行标志的幻灯片，尽管他们最初看到的是有停车标志的那张。换言之，诱导性问题中的误导信息导致了不准确的记忆。

这一现象称为误导信息效应（misinformation effect），因为被试在事件之后接触到的误导信息（这里是以误导性问题的形式出现）显然污染了他们对所目睹内容的记忆。随后的数百项研究证明，人们在目睹事件之后接触到的错误信息会污染记忆（见 Frenda, Nichols, & Loftus, 2011；Loftus, 2005）。在这些研究中，误导信息让人们记错了各种内容，小到作案者外貌上细微却关键的细节，大到一座根本不存在的谷仓这样的大型物体。

这些研究表明，年轻成年人（心理学研究中典型的被试）往往容易受到误导信息的影响，而儿童和老年人可能更容易受到影响（Bartlett & Memon, 2007；Ceci & Bruck, 1995）。此外，误导信息效应很容易发生，而且不需要任何欺骗意图（Allan & Gabbert, 2008）。即使问题措辞上的细微差别，也可能导致误导信息效应。在一项研究中，被试被问“Did you see the broken headlight?”（你看到那个破了的车头灯吗？）时，比被问“Did you see a broken headlight?”（你看到有破了的车头灯吗？）时更可能回答“是”（Loftus, 1975）。

其他研究表明，当误导信息出现在社交情境中时，它更容易破坏记忆（Gabbert, Memon, Allan, & Wright, 2004）。在不止一人目睹犯罪的案件中，这尤其是个问题。在这些案件中，目击者往往会在犯罪刚发生后彼此交谈，包括在等待警察到来的时候。但由于不同的目击者是视角各异的不同个体，即使目睹的是同一事件，他们也很可能看到或注意到不同的东西，从而记住不同的东西。因此，当他们之后交流这起犯罪时，不仅会强化对事件的共同记忆，还会相互污染对事件的记忆（Gabbert, Memon, & Allan, 2003；Paterson & Kemp, 2006；Takarangi, Parker, & Garry, 2006）。

误导信息效应已在实验室中得到模拟。研究者让被试两人一组观看一段视频。两名被试坐在同一块屏幕前，但由于他们戴着偏振方向不同的眼镜，看到的是投射到屏幕上的同一视频的两个不同版本。因此，尽管他们看的是同一块屏幕，并且（相当合理地）相信自己看的是同一段视频，但实际上看的是视频的两个不同版本（Garry, French, Kinzett, & Mori, 2008）。

在视频中，电工 Eric 在一栋无人的房子里四处游荡，随手拿走屋里的东西。两段视频之间共有八处细节不同。看完视频后，这两名“共同目击者”一起回答 12 道记忆测试题。其中四道题涉及两个版本视频中不同的细节，因此被试有机会相互影响。随后，被试各自再回答 20 道记忆测试题，其中八道针对两段视频中不同的细节。被试的准确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之前是否讨论过这些细节。对于之前没有与共同目击者讨论过的项目，他们的准确率是 79%。但对于讨论过的项目，准确率明显下降，降到了 34%。也就是说，被试让共同目击者破坏了他们对所见内容的记忆。

指认作案者

除了正确记住所目睹犯罪的许多细节外，目击者往往还需要记住作案者的面孔和其他可供识别的特征。目击者常被要求向执法部门描述作案者，之后再从嫌疑人照片册（mug shots）或列队辨认（lineups）中进行指认。在这方面，同样有大量研究表明，目击者可能犯下严重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往往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可以预测的（Caputo & Dunning, 2007；Cutler & Penrod, 1995）。

在美国大多数司法辖区，列队辨认通常使用照片进行，称为照片辨认（photo spreads），而不是让真人站在单向玻璃后面（Wells, Memon, & Penrod, 2006）。目击者会拿到一组小照片，照片上大约有六到八个人，他们衣着相似，拍摄条件也相似。其中一人是警方的嫌疑人，其余是“陪衬者（foils）”或“填充者”（fillers，已知与所调查的这起犯罪无关的无辜者）。如果目击者指认了嫌疑人，对该嫌疑人的调查很可能会推进。如果目击者指认的是陪衬者，或者谁也没有指认，警方可能会选择把调查转向其他方向。

指认作案者的错误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观察条件差、观察作案者的时间太短，或者从目击到指认间隔太久。

实验室中的目击者指认研究模拟了这一过程。在这些研究中，被试目睹一起模拟犯罪（通常是一段短视频），然后被要求从照片或真人列队中进行指认。有时列队是目标在场的，即模拟犯罪中的作案者确实在列队中；有时是目标缺席的，即列队完全由陪衬者组成。被试，即模拟证人（mock witnesses），会得到一些指示，并被要求从列队中挑出作案者。目击经历的具体细节、指示语以及列队成员，都会影响模拟证人从列队中挑出作案者的可能性，甚至影响他们是否会做出任何选择。模拟证人（实际上真实证人也一样）可能以两种不同方式出错。他们可能没能从目标在场的列队中挑出作案者（选了陪衬者，或者没有做出选择）；也可能在目标缺席的列队中选了陪衬者（在这种情况下，唯一正确的选择是不做选择）。

研究表明，有些因素会使目击者指认特别容易出错。这些因素包括：犯罪发生时视力差或观察条件差、目击经历特别紧张、观察一名或多名作案者的时间太短、从目击到指认间隔太久，以及被要求指认与自己种族不同的作案者（Bornstein, Deffenbacher, Penrod, & McGorty, 2012；Brigham, Bennett, Meissner, & Mitchell, 2007；Burton, Wilson, Cowan, & Bruce, 1999；Deffenbacher, Bornstein, Penrod, & McGorty, 2004）。

对于大多数这类问题，法律系统很难有所作为。但司法系统可以做一些事情，帮助列队指认“顺利进行”。例如，侦查人员可以组织高质量的公平列队。公平列队是指：对于一个读过目击者对作案者的描述、但并未实际目睹犯罪的人来说，嫌疑人和每一名陪衬者被选中的可能性都相同（Brigham, Ready, & Spier, 1990）。这意味着列队中的任何人都不应“显得突出”，而且每个人都应与目击者给出的描述相符。这项研究得出的其他重要建议包括：改进组织列队的方式、采用“双盲”列队、给证人无偏向的指示语，以及以顺序方式进行列队辨认（见 Technical Working Group for Eyewitness Evidence, 1999；Wells et al., 1998；Wells & Olson, 2003）。

记忆偏差的种类

记忆还容易受到其他各种偏差和错误的影响。人们可能会忘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和曾经认识的人。他们可能把不同时间和地点的细节混在一起。他们甚至可能记得从未发生过的整个复杂事件。重要的是，这些错误一旦形成，就很难消除。一段记忆不会因为是错误的，就变得不那么“难忘”。

对于我们的大多数经历，图式都是有益的，有助于应对信息过载。然而，它们可能使我们之后难以甚至无法回忆起某个情境的某些细节。你回忆起的是图书馆实际的样子，还是由你的图书馆图式近似出来的样子？[Dan Kleinman, https://goo.gl/07xyDD, CC BY 2.0, https://goo.gl/BRvSA7[]](https://goo.gl/BRvSA7%5D)

一些小的记忆错误很常见，你无疑经历过许多。你没留意就放下了钥匙，之后去找时却找不到。你努力想说出一个人的名字却想不起来，尽管你觉得它就在嘴边（心理学家确实把这称为舌尖效应，tip-of-the-tongue effect，简称 TOT）（Brown, 1991）。

其他类型的记忆偏差更为复杂，也更持久。例如，事实证明，我们对世界如何运作的预期和信念会对记忆产生巨大影响。由于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充满了重复，我们的记忆系统会利用这些反复出现的模式，形成并使用图式（schemata），即记忆模板（Alba & Hasher, 1983；Brewer & Treyens, 1981）。因此，我们知道图书馆里会有书架、桌子和图书管理员，所以当时不必花精力去注意这些。然而，这种缺乏注意的结果是，人们很可能会记住与图式一致的信息（比如桌子），而且会以相当笼统的方式记住它们，无论它们实际上是否存在。

虚假记忆

有些记忆错误“大”到几乎自成一类：虚假记忆（false memories）。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就出现了这样一种模式：人们因抑郁和其他日常问题去接受治疗，但在治疗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遭受暴力和可怕侵害的记忆（Loftus & Ketcham, 1994）。这些患者的治疗师声称，患者正在找回真实的童年受虐记忆，这些记忆在他们心中深埋了多年乃至数十年。但一些实验心理学家认为，这些记忆更可能是虚假的——是在治疗中制造出来的。于是，这些研究者着手考察，用类似这些患者治疗中所用的程序，是否真的可能制造出完全虚假的记忆。

在早期的虚假记忆研究中，研究者招募本科生被试的家人，提供学生生活中的事件。研究者告诉学生被试，他们与其家人谈过，了解到其童年时期的四件不同事情。研究者询问这些如今已是本科生的被试是否记得这四件事——每件事都通过简短提示引出。被试需要在一本小册子上写下对这四件事的描述，之后又接受了两次单独访谈。其中的诀窍在于，有一件事来自研究者，而不是家人（家人实际上已向研究者保证，这件事没有发生在被试身上）。在第一项这样的研究中，这件由研究者引入的事件，讲的是被试曾在购物中心走失、后来被一位年长的成年人救助的故事。在这项研究中，仅仅在三个不同场合被问及是否记得这些事件发生过之后，就有四分之一的被试相信自己确实在购物中心走失过（Loftus & Pickrell, 1995）。在随后的研究中，研究者用类似程序让被试相信了其他各种事件，例如自己差点淹死、被救生员救起，或者在一次家庭婚礼上把潘趣酒洒在了新娘父母身上，或者小时候曾被凶猛的动物袭击，等等（Heaps & Nash, 1999；Hyman, Husband, & Billings, 1995；Porter, Yuille, & Lehman, 1999）。

较新的虚假记忆研究使用了各种不同的操纵方法，让相当一部分（少数时候甚至是多数）受操纵的被试产生了虚假记忆（Braun, Ellis, & Loftus, 2002；Lindsay, Hagen, Read, Wade, & Garry, 2004；Mazzoni, Loftus, Seitz, & Lynn, 1999；Seamon, Philbin, & Harrison, 2006；Wade, Garry, Read, & Lindsay, 2002）。例如，一组研究者采用了一项模拟广告研究，让被试评阅（虚假的）迪士尼度假广告，以此让被试相信自己曾在迪士尼乐园见过兔八哥（Bugs Bunny）这个角色——这是一个不可能为真的虚假记忆，因为兔八哥是华纳兄弟的角色（Braun et al., 2002）。另一组研究者用 Photoshop 把被试的童年照片合成到一张热气球照片里，然后让被试试着回忆并描述自己乘坐热气球的经历（Wade et al., 2002）。还有研究者向被试提供他们童年时未经修改的班级合影，同时附上一个关于班级恶作剧的虚假故事，从而提高了被试错误地记得这场恶作剧的可能性（Lindsay et al., 2004）。

通过虚假反馈操纵，我们已经能够说服被试错误地记得各种童年经历。在这些研究中，研究者（错误地）告诉被试，一个强大的计算机系统分析了他们之前填写的问卷，并得出结论：他们多年前有过某种特定经历。被试显然相信了计算机对他们的判断，并调整自己的记忆以符合这一新信息。以这种方式植入的虚假记忆多种多样。在一些研究中，研究者告诉被试，他们曾经吃了某种食物后生病（Bernstein, Laney, Morris, & Loftus, 2005）。这些记忆随后可能蔓延到被试生活的其他方面，以至于他们以后往往对吃这种食物不那么感兴趣（Bernstein & Loftus, 2009b）。用这种方法植入的其他虚假记忆还包括：在迪士尼乐园与布鲁托（Pluto）这个角色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以及目睹父母之间的肢体暴力（Berkowitz, Laney, Morris, Garry, & Loftus, 2008；Laney & Loftus, 2008）。

重要的是，这些虚假记忆一旦被植入——无论是通过复杂的方法还是简单的方法——就极难与真实记忆区分开来（Bernstein & Loftus, 2009a；Laney & Loftus, 2008）。

结论

总之，目击证词对陪审员来说非常有力、令人信服，尽管它并不特别可靠。指认错误时有发生，这些错误可能导致人们被错误指控，甚至被错判有罪。同样，目击者的记忆可能被诱导性问题、对事件的误解、与共同目击者的交谈，以及目击者自己对应当发生了什么的预期所破坏。人们甚至可能记得从未发生过的整个事件。

法律系统中的记忆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但我们能做些什么来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呢？人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具体建议，其中许多正在落实之中（例如 Steblay & Loftus, 2012；Technical Working Group for Eyewitness Evidence, 1999；Wells et al., 1998）。其中一些建议针对具体的法律程序，包括何时以及如何询问证人，以及如何组织和进行列队辨认。另一些建议则呼吁向陪审员和其他负责评估目击者记忆的人提供适当的教育（通常以专家证人作证的形式）。目击证词对法律系统可能具有很大价值，但几十年的研究如今表明，这类证词所获得的分量，往往远远超出其准确性所能支持的程度。

外部资源

Video 1: Eureka Foong's - The Misinformation Effect. This is a student-made video illustrating this phenomenon of altered memory. It was one of the winning entries in the 2014 Noba Student Video Award.

Video 2: Ang Rui Xia & Ong Jun Hao's - The Misinformation Effect. Another student-made video exploring the misinformation effect. Also an award winner from 2014.

讨论题

  1. 假设你是一起谋杀案的陪审员，案中有一名目击者出庭作证。你对记忆错误的了解会以哪些方式影响你对这份证词的采信？
  2. 你认为《犯罪现场调查》（CSI）或《法律与秩序》（Law & Order）这类电视剧对目击者的描绘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
  3. 美国许多司法辖区使用“单人指认”（show-ups）：把目击者带到嫌疑人面前（嫌疑人可能站在街上，或戴着手铐坐在警车后座），并问：“这是作案者吗？”从心理学角度看，这是好主意还是坏主意？为什么？

术语表

False memories 虚假记忆

对从未实际发生过的事件的记忆，由实验操纵或其他方式植入。

Foils 陪衬者

列队辨认（无论是真人还是照片）中除嫌疑人以外的任何成员。

Misinformation effect 误导信息效应

在原始事件（如一起犯罪）与之后的记忆测试（如一次询问、列队辨认或出庭）之间接触到错误信息，由此导致的记忆错误。

Mock witnesses 模拟证人

在研究中扮演证人角色的被试。

Photo spreads 照片辨认

提供给证人用于指认作案者的一组面孔照片，照片通常较小。

Schema (plural: schemata) 图式（复数：schemata）

通过反复接触某一类物体或事件而形成的记忆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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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witness Testimony and Memory Biases by Cara Laney and Elizabeth F. Loftus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Permissions beyond the scope of this license may be available in our Licensing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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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ey, C. & Loftus, E. F. (2024). Eyewitness testimony and memory biases. In R. Biswas-Diener & E. Diener (Eds), Noba textbook series: Psychology. Champaign, IL: DEF publishers. Retrieved from http://noba.to/uy49tm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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